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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价格普遍下跌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为5%，2024年1～4月，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4.6%。

目前，国内上市的18家车企，6家亏损，另外12家利润之和只有963亿元，还不如丰田一家的利润。2023财年，全球销量第一的车企集团丰田汽车，净利润达到了4.94万亿日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304亿元。

财务状况背后，是新能源车整体产能利用不足的行业趋势。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利用率仅在57.47%。各家为提升产能利用率，提升销量，才陷入价格战。

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化的融资热。国资和地方政府，助推了产能过多的趋势。在新能源车的大潮下，地方政府纷纷将其列入“十三五”“十四五”的重点发展方向，出资、出土地、出资源，积极引入相关产业投资。

根据各省市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在建项目及车企产能计划，到2025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总产能预计可达3661万辆，接近2023年产量和销量的4倍。

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光伏产业。目前，多晶硅的开工率，个别头部企业可达到80%，但整个行业开工率低，大部分企业的开工率维持在50%~60%。更极端的，目前，国内有超过6家企业工厂停产。

价格战也毫不意外地出现了。光伏组件的主流价格由2023年初的1.8元/瓦降至年底的0.9元/瓦，降幅达到50%。

光伏价格战的原因，同样是产能过多。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认为，2023年光伏行业产能大幅度增加，产能过剩，本质上是非市场化资源配置导致的。

资本市场，地方政府的招商意愿，都推动了产能过度扩张。

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认为，企业扩产有四个原因：企业愿意投，地方政府支持，金融机构融资便利和其他行业的跨界意愿强。

另一种混乱

上世纪80年代，电视机在中国快速普及，录像机也开始进入家庭。在国有模式下，中国的电视机生产出现了“混乱”，为避免价格战，政府主管部门决定，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在一起。

1992年，在政府的“协调”下国内九家录像机共出资20亿元，成立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；1994年4月，录像机产品开始量产；6月，华录与日本松下合资成立了华录松下公司，各出资240亿日元。但美好的前景被VCD的出现打乱了。

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变成了集中力量亏大钱。

由于VCD整机组装技术简单，珠三角的小电子厂遍地开花。1996年，中国市场上大约有600家企业在生产VCD，其中头部有50家，包括爱多、新科、万利达、先科、小霸王、步步高，也有一些外国品牌如三星。中小品牌大约200家，其他都是作坊式小厂。这些厂家总的生产能力达到1200万台左右。

爱多VCD在1996年下半年率先降价，1997年，爱多大幅度降价，新科、万利达等大品牌跟进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资本烧钱，央视标王、价格战，竞争激烈，无数品牌倒下了。

VCD的混乱，其实也是一种创新。这正是所谓的“破坏性创新”。和一般的理解不同，“破坏式”最初的意思指的是用低价、低品质的方式，针对特殊的消费族群，突破现在市场预期的消费改变。VCD在当时其实是个落后的技术。当时西方正在从录像机转向LD光盘，但这个东西对中国市场来说太贵了，就出现了这种以相对低价低品质来获得市场、获得产业的方式。

实际上，马斯克的火箭也是如此，是一种成熟技术的组合。苹果4的出现，也是组合了成熟技术。

混乱自会找到秩序

VCD大战，在混乱中产生了秩序，带动了产业链发展，锻炼了人才。

VCD大战的赢家之一是步步高，日后这个体系发展出了vivo、OPPO，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后来又慧眼发现了拼多多的黄峥。

美国的芯片行业也是如此。1990年，有20家厂商宣称开发个人电脑用3D显卡芯片，1996年更急速膨胀到70家；但2000年，随着技术难度增加，互联网泡沫破灭，快速缩减至12家；随后，又快速缩减到2～3家，英伟达、AMD形成双寡头竞争，Intel主打集成显卡市场。就此，生态稳定下来。

在发展过程中，2006年，英伟达提出了通用计算概念。现在，GPU涵盖了从挖矿、区块链、元宇宙到人工智能。英伟达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基础。

对于英伟达CEO黄仁勋来说，当时他的芯片已经有了这种技术潜力，他必须为自己的技术找到出路，找到新的市场。所有企业家都会做这件事，这就是混乱转向有序的机制。

如果美国政府在30年前提出：这么多工程师用于制造显示芯片，来满足人们的游戏需求，这是浪费了美国的科研力量，是混乱的。那么，混乱就失去了转变为秩序的机会。

当我们现在发现芯片和人工智能的关系，觉得是一个好秩序的时候，它必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东西了。获得领先的机会，只会出现在混乱的时候。

所以，创新孕育于混乱。识别混乱之中蕴含的秩序，要靠企业家的才智——最终是黄仁勋们在美国的芯片竞争的混乱中，慢慢找到人工智能之路。

市场原生态的混乱vs.补贴之下的混乱

市场混乱之中可以孕育秩序，发现创新，那么，光伏和新能源车混乱的价格战，和VCD市场、美国显卡芯片的混乱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
答案是，前者是一种依靠补贴、政府推动的市场混乱；后者是一种市场原生态的混乱。

企业家的行为本质，企业创新的本质，实际上是“用自己的钱”去冒险，在风险收益之间进行权衡。市场原生态的混乱，是无数企业家费尽自己心血去确立的边界，从自己、子孙的角度，去长期地判断，把自己企业参与竞争或冒险的程度确定在哪里。无数个企业家的“私人财富”“分散知识”，共同组成了一种市场化的混乱。

但地方政府参与到有风险的技术创新当中，权衡的逻辑肯定是完全不同。他会想到政绩，而政绩肯定不会考虑到三代。他对于风险的考量，讲究的是程序上的安全，比如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。但实质性的损失，对他并没有太大影响。所以，这又会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。

具体来说，这两种类型的混乱，时代背景不同。

中国在改革开放，特别是加入WTO之后，制造业快速发展，成为世界工厂。其实质是承接着西方的技术扩散。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，为了增加竞争力，会带来新技术。在承接技术扩散的阶段，补贴，或者说政府的强势引导，是有优势的。

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，技术已经过市场甄别，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、地铁、发电厂、水坝、核电站、光伏、新能源车乃至股份制、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，只要上马，有量、有速度即可。

所以，补贴机制，就是发现新技术，补贴，大力出奇迹，然后反过来赶超。

不过，这种模式有四个前提：技术方向是明确的，技术是可流动的，国际市场是开放的，技术是偏向应用型的。

毋庸讳言，这些前提都在逐渐消失。比如，新能源和光伏的海外市场，通过关税的方式都在逐渐封闭。技术流动也在逐渐关闭。

补贴的优势，是当技术进来的时候，用补贴促使技术快速落地。但技术进不来的时候，补贴就会空转，效率更低。而随着中国经济、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技术也从应用型偏向了更深层次的创新。比如从电子组装到芯片设计和制造，这就使得补贴效率更低。

所以，在新的国际形势，新的技术发展阶段之下，技术创新更需要依靠市场。过去的经验，在将来未必管用。这就需要对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进行再思考。

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秦朔朋友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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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惠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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